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关于社会是否应接受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讨论中，意见相左的双方总是各执其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中国文化中，同性恋一时是文人雅客的时尚，一时又成为需要打击或者治疗的变态行为，同性恋者的命运就随着时运起伏，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
在人类历史上，同性恋时而成为政客手中的牌，反之则云，覆之则雨。将同性恋妖魔化的事例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基督教会曾耸人听闻地描绘年轻的基督徒如何受到犹太人和穆斯林教徒的性侵犯，以煽动人们加入十字军东征。十四世纪时，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觊觎“圣殿骑士”(相当于当时的银行)敛积的大量钱财，于是罗织了同性恋的罪名，将骑士(即银行家和管理人员)一网打尽，侵吞了全部资产。在纳粹德国时期，同性恋者被当作有辱德意志民族的异己分子而被关入集中营。时至今日，每当基督教组织开始“道德清算”时，就会将同性恋和流产与少女怀孕、毒品和性病传染等相提并论。即使在中国国内，曾有几度当“严打”政策出笼时，就有人建议将同性恋者也列入打击范围。
同性恋作为一个弱势人群，在多数情况下不为多数人了解，甚至受到误解，一些政客就可能通过贬责同性恋来获取民心，进而牟取政治利益。同性恋者占人口的绝对少数，大多数同性恋者面对这些攻击，感到孤立无援，无力反抗，被充当牺牲品的命运似乎在劫难逃。
然而我们一直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将反对同性恋的人一棒子打成“恐同症”或“落后保守”不仅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而且往往于事无补，更使两方达不成共识。作为同志，我们应当冷静地分析这种仇恨的根源，方能知己知彼，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我们读到美国五十年代麦卡锡时代对同性恋迫害的文章时，很有感触。当时美国举国上下掀起反共高潮，对同性恋的追查和迫害也不明不白地给卷了进去。然而，这一切的背后的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并不是对同性恋罔然无知的人，一直独身的麦卡锡在同性恋的谣传中匆匆结婚，而他的得力干将罗伊·科恩则是名不折不扣的同性恋者。他们与政敌一样，都是见多识广而且精明强干的人，同性恋是对还是错，是正常还是变态，他们早就心知肚明，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们会瞅准一切机会，动用一切伎俩。如果谴责同性恋可以使自己显得崇高正派，可以用来对付政敌，他们怎么可能会提倡宽容平等，让自己手上少一张王牌？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坛迫害同性恋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同性恋本身，同性恋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期，弱势群体常常会被用作排斥异己的借口，或用来转嫁社会矛盾，而同性恋群体常常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很多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同性恋对还是不对”，而是“我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受害者处境，如何才能不成为牺牲品”。同性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年代。当斯巴达英勇的情人军成为军队的骄傲时，当雅典的同性恋哲人左右着社会意识形态时，当风雅的士大夫掌握生杀予夺的政治大权时，人们怎么就不问一问同性恋是否符合道德，即使任何时期异性恋者在人数上总是占压倒多数。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同性恋者需要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不为任何一个党派的控制。比如说，美国拥有三十多万名成员的同性恋政治组织“人权运动”并不锁定支持某一政党，而是迫使各政党候选人就同性恋议题做出表态，然后决定资助何方，并鼓动会员投票给支持同性恋者权益的候选人。在同性恋日益受到接受的社会环境里，同性恋者即使不能成为各政党竞相拉拢的对象，候选人至少也会谨慎而行，不敢加以得罪。在美国现今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表明“性倾向并非衡量一个人工作能力的标准”，同性恋者可以任职他的政府；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则公开表示同性伴侣应享有平等的配偶待遇。 |